郭齐勇:儒学历经四个阶段 即将迎来大发展

2015-10-11 18:07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1206| 评论: 0|原作者: 郭齐勇

摘要: 孔子 有关儒学发展史的分期,见仁见智。我的看法是,儒学经历了四个时期,即四个大的历史阶段。这与我有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有关(请详见郭齐勇编著:《中国哲学史》之《导言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儒学 ...

 

孔子

有关儒学发展史的分期,见仁见智。我的看法是,儒学经历了四个时期,即四个大的历史阶段。这与我有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有关(请详见郭齐勇编著:《中国哲学史》之《导言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儒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,形成的有特色的儒家思想系统或社会人生观念,都是因应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而产生的。儒家或儒学有其一以贯之的常道,但也有因时而异、与时偕行的变道,这种变化发展主要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,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调适,同时它也是回应外部社会文化挑战的结果。

大体上,我们可以说,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,汉至唐代是儒学的扩大期,宋至清代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,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直至今天是儒学的蛰伏期,也是进一步重建与扩大的准备期。儒学即将迎来第五期,即现代之大发展期。

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。第一时期(先秦)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,是黄河、长江流域的文化与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大融合的时期,初步形成了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体。第二时期(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)是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融合体的确立期,中华制度文明的建构已相当成熟的时期,与周边各民族及外域文化扩大交流的时期,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,与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哲学、艺术、宗教不断融合的时期。第三时期(宋元明清)是士庶二元社会结构解体,文明在全社会下移、推开的时期,世俗化的时期,也是进一步消化印度佛学并重振中国文化及儒学的主体性的时期。此一时期的道学(或理学)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,它在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区和国家都得到深化与发展。第四时期(清末至今)是西欧与美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,也是东西文化、思想、哲学、宗教碰撞、交融的时期,中国文化及儒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,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学术,再建中国文化及儒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。

 

这四个阶段儒学的代表性人物、成果各不相同。在多样化的学术成就中,具有根源性、原创性的、标志性的人物(或典籍),略举例如下:

第一阶段有《六经》与孔子、孔门弟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;

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除汉至唐代的经师贾逵、许慎、马融、郑玄等不一一列举外,有陆贾、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、刘歆、桓谭、班彪、王充、班固、张衡、王符、荀悦、仲长统、何晏、郭象、皇侃、徐干、刘劭、王肃、阮籍、傅玄、王弼、欧阳建、杨泉、刘徽、郭璞、何承天、刘勰、钟嵘、贾思勰、颜之推、孔颖达、崔憬、贾公彦、陆德明、颜师古、王通、刘知几、杜佑、韩愈、李翱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;

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有:范仲淹、孙复、胡瑗、石介、欧阳修、李觏、邵雍、周敦颐、刘敞、司马光、张载、王安石、沈括、程颢、程颐、苏轼、吕大临、谢良佐、杨时、邵伯温、朱震、郑樵、胡宏、杨万里、朱熹及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代表的四书学新传统、张栻、薛季宣、蔡元定、吕祖谦、陈傅良、陆九渊、杨简、陈亮、叶适、黄干、陈淳、秦九韶、许衡、黄震、金履祥、文天祥、刘因、吴澄、马端临、薛瑄、陈献章、罗钦顺、湛若水、王守仁、王廷相、王艮、杨慎、王畿、罗洪先、颜钧、罗汝芳、何心隐、李时珍、李贽、吕坤、顾宪成、周汝登、高攀龙、徐光启、刘宗周、孙奇逢、宋应星、朱之瑜、傅山、黄宗羲、方以智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陆陇其、唐甄、万斯大、颜元、熊赐履、阎若璩、李光地、李塨、方苞、江永、惠栋、全祖望、袁枚、卢文弨、庄存与、戴震、纪昀、赵翼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章学诚、汪中、洪亮吉、江藩、焦循、阮元、刘逢禄、龚自珍、魏源等;

第四阶段中外诸思潮相互激荡,出现的代表人物有:曾国藩、俞樾、张之洞、王先谦、郑观应、黄遵宪、孙诒让、皮锡瑞、廖平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章炳麟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马一浮、刘师培、吴承仕、熊十力、黄侃、张君劢、梁漱溟、钱穆、冯友兰、贺麟、徐复观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。

这四个阶段的时代特征、社会场景不同,儒学自身的治学风格、问题意识与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,各有其重心与特色。

在第一阶段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儒家不仅最先兴起,而且也最盛行。我同意钱穆先生的看法:儒学是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的正宗与主干,两千五百多年以来,儒学适应并渗透在华夏社会的大群人生之中;孔子以前学在官府,儒学是春秋时代学术下移的产物,是由贵族学向平民学转化的产物;儒家最看重学校与教育,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,即道与治的合一;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,即是治世,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,即为乱世;儒家所讲的道,不是神道,也不是君道,而是人道;他们不讲宗教出世,因此不重神道,也不讲国家无上与君权至尊,因此也不重君道;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、世界大同的人生之道,即平民道;儒家是古代文化思想的继承者,另一方面也是新价值系统的创造者(详见钱穆:《中国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》,《中国学术通义》,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。本讲多处借鉴了钱先生此文)。

先秦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、帝、上帝、天命、天道的终极信仰,以礼乐文明为背景,以“天人性命”问题为枢纽,肯定天道、天命下贯为人之性,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、人道自觉、人格独立的“仁”学系统,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“人是什么”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,主张通过人文建构、人事活动,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,把宗教、哲学、政治、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。儒道及诸子以“气”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“阴阳”观念,形成连续性、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。他们反思文明源头,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,并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《易传》的天地人三材系统,其宇宙生命、气化流行、继善成性、德业双修论,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。

 

汉熹平石经

在第二阶段,前期是两汉时代,儒学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。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,已将先秦各家学说吸收融合,冶于一炉。在《易传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礼运》中,儒家吸收融化了道、墨诸家的思想,把宇宙观与人生观、文化与自然、人道与天道、个体与群体、内在道德自我与外在事功活动等等统一起来,形成了新的价值系统。两汉儒学为经学。这是因为,就先秦儒家而言,如孔孟所师承的是古代经书传统,所讲的也是经书,两汉以下承孔孟传统而来,自然经学即成儒学。两汉儒学的贡献在于,当时的一切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社会风尚、教育宗旨以及人生修养种种大纲细节,均根据经学而来,同时也对以后的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,正如钱穆所说,非但不歧出、不衰败,反而呈扩大趋势。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不如两汉,但其研究视野、范围比两汉要扩大。“扩大”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经学本身的注疏。对中国古代经学贡献最大的是十三经的注疏与整理。而十三经的注疏与诠释多出于这一时代人之手。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有南北之区别。北朝人主要侧重《周官》的研究,南朝人重视礼的研究。唐代的义疏之学承接魏晋而来。如果真如一般人所说,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来只谈老庄玄学,只谈佛学出世,试问如何能继续中国文化遗绪以开启隋唐之盛世呢?另一方面,儒学扩及到史学方面。史学原本是经学的一部分,如郑玄、王肃、杜预偏重于史学。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魏书》等均出于此时。受其影响,隋代史学尤盛,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,对后世均有很大影响。

12下一页

鲜花

握手

雷人

路过

鸡蛋


返回顶部